对于中国乃至世界而言，2020年可能是历史的转折点。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的反全球化，反全球化，民粹主义和民主的盒子。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逻辑十分稳固，以下一些（如果不是全部）以下判断将就位。
首先，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但将进行重大的结构和政策调整。
全球化的重点是财富分配和发展共享的严重扭曲甚至缺乏机制。新的全球化将步入后尘，权衡取舍，国家政策和国际协调机制将是最优先的事项，公平分配建设和优化，与民生相关的政策将主导国内政治和经济问题，与贸易和产业相互平等的相互关系政策将主导国际问题，贸易摩擦是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的竞争现象，并将贯穿于整个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
其次，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已经在广泛共识的基础上进入了实践角力阶段。这场权力游戏的主要参与者是中国，美国，欧洲和日本。
新经济中无形资产的比重不断提高，对科学技术的依存度也在不断提高。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不过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无人驾驶，可再生能源等。通用技术和基础研究主要集中在芯片，通信，新动力和数据上。国家之间关于技术至上的竞争将变得越来越激烈，尤其是在主要经济体之间。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经济冲突是技术竞争的表象，但实际上，它们是对经济核心动力上的话语权的竞争。科学技术的基本属性是铅的含量为1％，铅的含量为99％，甚至特定比例的数量差异也更大。
第三，传统GDP的绝对数量和增长率将趋于放缓。
即使在新兴经济体中，在重塑国家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关系，人口老龄化和在岸供应链的限制下，GDP的增长也不会持续增长。主要经济体的衰退绝非小事。
以上是国际上的重大确定性，以下是一些国内判断：
第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最直接体现是GDP增长下降伴随结构性因素的变化。
传统三驾马车的功能以不同程度同步进行调节。消费的作用超出了预期，培养消费能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短期内，GDP的增长必定会从中高速增长。
经济增长模式必须由重到轻，以结构转型，产业升级，高端制造业和消费增长为重中之重。
第五，在技术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核心技术或瓶颈技术的系统研发与应用不应一时停下来或放松。
通用技术和基础研究的缺乏和落后将阻碍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初创企业盲目追求上市和退出以实现价值的路径选择必将指向诸如月度用户之类的弱价值指标，从而导致脂肪独角兽的大量生产。政府应毫不犹豫地投资基础技术，在核心技术上积极应用扶持政策，巩固基础技术的基础，弥补关键技术的弱点，在基础上扎实地建设整个价值链的技术体系。整个产业链的制造系统。
第六，尽快建立数据治理体系和网络信息安全体系。
新经济和数字经济是《时代》的可互换标签。尽快开始制定数据标准和数据使用规则是非常必要的。数据治理是最重要的新基础架构和系统，在建立过程中还应考虑国际标准。
第七，经济动力的外向传递要求中国更加积极有效地参与国际合作，学会用汉语讲中国的故事。
